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给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注入了一股“反全球化”压力，欲通过保护主义提高美国出口和本土就业。而纵观美国制造业近年来的发展，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较高位置与传统产业岗位诉求出现严重错位，令此股政治压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制造业瓶颈。

　　特朗普上任后，正逐步将竞选时口号转化为现实政治压力，频繁批评在美国之外建厂的企业，受此影响，通用汽车和英特尔等大公司纷纷表态，将境外建厂的安排转回美国本土，软银集团等投资机构也承诺投资千亿美元为美国创造就业。

　　在特朗普的呼吁下，资金和项目似乎出现了回流美国的风潮，但市场终究是需考量成本和效率而得以运行的。在特朗普当选后，包括卡特彼勒、钢铁制造商纽柯钢铁等公司仍选择在墨西哥建厂。芯片制造商GlobalFoundries也宣布100亿美元在中国的投资项目。美国用工成本高昂和产业趋于自动化，令企业雇佣美国工人的“经济”动力不足，多家厂商不回流美国显示出单纯的政治跟风将无法推动美国制造业的良性发展。

　　发展制造业、创造产业就业本身无可厚非，但特朗普发力发错了点。与其前任奥巴马一样，他们都重视重振美国制造业，只不过奥巴马政府注重“高端制造业”与“创新”这一政策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奥巴马政府强化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战略意图，2009年－2013年相继发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等报告，第二任期又推出了“确保美国在高端制造业主导地位”报告、“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产业政策。而在与重振制造业相关的贸易政策方面，注重服务贸易及新领域的市场开放及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以发挥美国的技术和产业优势。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规则也反映了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意图。

　　而特朗普新政注重“传统制造业”的就业效果及作为政策手段的“减税”（降低成本）及贸易政策（限制进口、扩大出口）等措施。因此，奥巴马的政策对象集中于大企业及硅谷创业企业等地区；而特朗普的政策针对中小企业及传统制造业地区。

　　特朗普近乎强制企业投资国内的经营决策恐将令企业经营责任不清，损害健全的企业治理机制，影响企业经营效率。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取缔“不公平”贸易无可非议，但过度的贸易限制措施无助于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三十多年前美日贸易摩擦期间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并没有给美国的纺织、钢铁、汽车业厂家带来竞争力就是先例。

　　事实上，特朗普提振制造业的方向，也令前几年美国工业发展成果面临威胁。

　　随着奥巴马重振制造业及出口倍增计划的落实，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在世界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开始企稳，并开始出现上升的迹象。

　　与美国制造业在产出方面的止跌企稳同步，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占比的减少速度开始放慢。由于就业形势好转，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把重振美国制造业的重点放在了能发挥美国技术优势的纳米技术、高端电池、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清洁能源、航空产业、电动汽车等高端制造业上。与制造业产出相比，就业的效果相对落后。但是，与制造业发达国家日本、德国比较，其带动的就业效果也维持在相应的比重范围内。

　　特朗普总统并不在意美国制造业在这种宏观层面的趋势变化，也忽视了工业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对传统工人的替代效应，一味靠政治压力推动，这可能导致美国技术发展水平萎缩，未来在全球舞台丧失前沿产业优势，经济陷入另一种尴尬。